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评价的构建研究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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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 La 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 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 Meta System 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货币政策系统产生突变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具备才能产生突变。事实上,它们之中的某几个组合也可能产生突变(见图2)。
四、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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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实中,在某一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系统的主要变量利率、信贷、汇率、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变化态势,或者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体上是稳定的,但是在其局部,货币政策系统主要变量却不断地在系统内起伏、波动,产生涨落影响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安全,使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系统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货币政策系统制度结构、功能等非均衡演化导致系统的风险积聚,从而系统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系统演化状态,表现为货币政策系统在某种条件下的突然崩溃,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恶性经济现象的爆发,所以本文将采用货币政策稳定度指标来衡量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
由于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和突变性特征,因此本文运用基于突变理论的突变级数法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系统进行评价研究,以验证上述的理论分析。
突变级数法以突变理论为基础,从系统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入手建立系统的评级指标体系,由于系统的状态发生突变是由落在分歧集内的控制变量引起的,所以可以根据这一特性来建立评价模型,最终达到对复杂非线性系统的认识。突变级数的评价方法综合了现有层次分析法、效用函数法和模糊评价法等评价方法的优点,并且无需对指标赋予权重,突变级数评价方法通过对分歧集的归一化处理,得到一种突变模型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而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评价。
常用的突变模型及其归一公式如表1所示:
其中,x为系统的状态变量。V(x)为x的势函数,a,b,c,d为控制变量,系统的平衡曲面方程是通过对系统突变模型的势函数求一阶导数V'(x)=0得到,系统的平衡曲面奇点集是由突变模型势函数二阶导数V”(x)=0得到,通过联立一阶导数方程V'(x)=0和二阶导数方程V”(x)=0可以得到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如果系统内的各控制变量满足分歧方程,那么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突变。
归一公式是运用突变理论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判断的基本运算公式,其主要思想是转化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使其归一化,即将系统内部中不同质态的各控制变量通过归一化处理转化为同一种质态,以便于进行相互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系统内的各控制变量进行量化递归运算,从而得到系统评价系数,即系统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并以此为依据,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结果。
基于突变级数法,综合分析评价系统时,需注意以下三种常用的评价准则:
非互补准则:若描述系统运行的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不能互相弥补其不足,即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不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状态变量值的选取应遵守“大中取小”的原则。
互补准则:若描述系统运行的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可以相互弥补其不足,即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状态值的选取应为通过计算各控制变量获得的状态变量的平均值。
过阀互补准则:若在系统中只有各控制变量要求达到一定的阀值后,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才能相互弥补其不足时,状态值的选取应遵守按过阀值后取平均值的原则。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系统的构成、突变机制以及可操作性,从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目标和外部经济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突变级数评级理论层级指标一般不超过四个的原则,对层级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因子提取,选取信贷增长率、居民储蓄增长率、M2增长率、实际利率水平、实际汇率水平、股票市值/GDP、市盈率、股指波动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GDP平减指数、负债率、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贸易差额/GDP和外汇储备/M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6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顺序,最后确定的货币政策系统稳定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以货币政策传导为例,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求解相关系数矩阵及其特征值,如表2所示。
(二)实证研究
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底层原始指标具有不同的取值范围和度量单位,没有可比性,所以根据下式,所以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转化到0~1之间,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如表3所示。
指标X11由X111、X112、X113构成非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11=MIN(X1111/2,X1121/3,X1131/4),指标X12由X121、X1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所以X12=MIN(X1211/2,X1221/3),指标X13由X131、X132、X133构成非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13=MIN(X1311/2,X1321/3,X1331/4),指标X22由X221、X2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所以X22=MIN(X2211/2,X2221/3)。经计算1993—2012年货币政策突变评价二级指标数据如表4所示。
指标X1由X11、X12、X13、X14构成互补型蝴蝶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1=(X111/2+X121/3+X131/4+X141/5),指标X2由X21、X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2=MIN(X211/2,X221/3),指标X3由X31、X32、X33、X34构成非互补型蝴蝶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1=MIN(X111/2,X121/3,X131/4,X141/5)。经计算1993—2012年货币政策突变评价二级指标数据如表5所示。
指标X由X1、X2、X3构成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X11/2+X21/3+X31/4),经计算得到1993—2012年间的X值见表6。
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将结果转化为折线图为:
五、结论分析
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1993年、1998年、1999年、2008年、2009年、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度较低,1993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增速高达58.6%,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加剧了商品市场的供给情况,造成了当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21.7%,产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结构失稳,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内部涨落因子的扰动使得我国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系统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中。
1994—199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轻骑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回落,与财政政策配合,1996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系统运行较平稳。虽然这一期间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抑制,但是由于此次调整力度有些过大也为后来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
1998—1999年,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重挫,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上一时期经济调整力度过大,加之外部环境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同时,多年来货币政策系统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动荡、国内洪涝灾害的冲击扩大了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效应,使得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较低。
2000—2007年,针对上一时期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增加了货币政策系统中的负反馈效应,货币政策系统趋于平稳。
2008—2009年,200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2008年上半年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自2008年7月至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出口大幅下滑,部分企业陷入困境,就业压力明显加大,给经济平稳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外部环境效应以及系统内部之间的反馈效应和元素效应加剧了货币政策系统的随机涨落,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2010年,为了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提振市场信心,这一系列政策的效应增加了货币政策系统中的负反馈作用,货币政策系的稳定度也有所提高。
2011—2012年,随着欧债危机的加深和扩散,全球经济复苏受阻,201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步入二次调整期;国内经济呈现经济增速同比下降但物价涨幅同比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货币政策系统中的随机涨落因素增加,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度下降。2012年,稳健货币政策的效果显现,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开始复苏,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度也有所上升。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的实践与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描述是吻合的,突变级数法构建的货币政策系统评价模型能够科学、客观评估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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